人们很希望中国大陆经济软着陆成功，中国大陆经济减速很有必要，但减速的过程中不能出现失衡，从10%调整到9%是微调，是自主减速，而从12%调整到8%，经济增速下降了30%以上，就属于超调，属于失速，很可能硬着陆。
这继而引发了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危机。先前，在欧美经济景气的时候，中国出台鼓励出口企业的政策是非常有效的。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政治经济危机 。在欧洲，则会导致欧盟权利下放至各个民族国家其次，向面临债务违约的企业追加贷款以帮助它们度过难关。美国的政治精英规范金融机构、刺激经济、加强对经济部门的控制。但是，这绝不是一场来自意识形态的挑战。
另一场危机则完全是典型的欧洲危机——欧洲的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互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已经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互相指责了，而是外化于行动之中——这很可能演化为一场欧盟的生存危机。对此，中国政府作出以下回应。问题在于，这种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显然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变形。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宏观经济 。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一方面内在动力不足，想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继续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困难的根源就是缺乏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如何选择需要经过充分讨论赶快作出决断。
政策调整方向：总体紧缩且灵活稳健，实现发展方式转型那么，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在我看来，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
由于政府改革会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员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容易形成光说不练、不能推进的顽疾。在目前的银行体制和监管形势下，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比如教育，应当改革成什么样子，目前中国教育系统存在的两大特色，即行政化和官本位是否应当维护和保存，存在很大争议。我们不是强调要靠技术创新提高经济效率吗?但技术创新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却非常困难。
所以全面的改革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和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要有去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近几年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种两难问题的。但是货币超发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出来，此时再火上浇油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就利率形成机制来说，中央银行已经表明态度，要加快市场化的进程。
很显然，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许多国家的最终选择往往是让中央银行进行干预，继续保持本币低估的状态。
由于多年实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现在流通中的货币量M2对于GDP的比例达到180%以上，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那么，什么是增长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
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和障碍，一个是来自所谓特殊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来自旧的意识形态。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十二五规划在这一点上是很明确的，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的主线。另一种是加强政府对于经济的管控和市场的干预，这可能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两项工作在十五大之后有了相当大的推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小企业改制，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你创新我仿冒，我只要争取到了司法管辖权(地方保护)，你未必告得赢我。
如果紧缩的力度不够，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而力度过大，也怕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的硬着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改革要有顶层设计：明确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我们现在发现，2011年以来，尽管各级政府加大了提升现有产业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步伐，但使用的往往还是政府主导发展的旧体制和老办法。经济体制改革：关注四大发展问题从经济体制方面来说，目前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明确：关于国有经济，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把国有经济改革归结为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是要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简单地说，就是国有经济要向战略性部门集中，而从一般的竞争性部门退出，或者叫国退民进。
即便在大量注入信贷、扩需求保增长的时候，小企业也很难贷到款。有人说我们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恐怕就要硬着陆了。
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非常困难。出口导向政策成功地执行了十年二十之后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从微观上看，因为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优惠，它们的创新动力就会大大削弱，有些国家就此变成了产品没有自主技术含量的所谓劳动密集产业专业户。从宏观上看，在出口导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会大幅增加，这会造成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形成贸易摩擦。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基于现在的产权结构，政府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即土地。
不要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数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了，就质量而论也不差，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发明，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世界前沿。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它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
政府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净出口(出超)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维持了较好的增长。中国在本世纪初期初步建立起这样的经济体制。
1992年的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货币超发后续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又需要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和物价上涨的势头。
而现在人们的思想则有不同的取向，比如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的讨论，意味着人们心中的目标模式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执政党对顶层设计做出恰当的选择。这两个问题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但到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但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处理的是短期问题，连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
主要强调实质性审批，而不强调合规性监管。所谓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如果小企业不能有一个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就会碰到很大的障碍。问题在于，我们要认识到，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用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力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
总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提高了3-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我们依靠净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